更惨的是，王安石在随后数百年中，竟然逐渐成为华夏正统观点中的反面角色。宋钦宗于靖康元年禁用庄、老及王安石《字说》，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，降为从祀。六月更下诏：“群臣庶士亦当讲孔、孟正道，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，羽翼朕志，以济中兴。”到南宋时候，面对国破家亡，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，士大夫们竟然把亡国的历史罪责往王安石头上推，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，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。至元人修《宋史》，评价其“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，岂非万世之罪人哉”，‘使宋室斫丧，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”。从此成为宋明的公论，甚至冯梦龙的《三言二拍》里面也要把王安石讽刺一番，借百姓之口，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误国害民、刚愎自负、不近人情、猪犬不如的佞臣。王安石的孔庙从祀地位也被取消，更因为其“天变不足畏、神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”的言论，评为“万世之罪人”。王安石的诸项新法也称作聚敛之术“聚敛害民”，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“剥民兴利”，正是义利之争的原则问题。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，原本朱重八出身农民，对“奸商”就极为愤恨，更将王安石的新法视作洪水猛兽，下令拆毁庙宇塑像。

    张居正本人乃是一等一的大才，自然眼光独到，不去趋附这些时人议论。他对大明朝的痹症研读已久。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。自有不落窠臼的想法。其实在他心中的变法思路。也有些与王安石暗合的地方，比如将赋税货币化，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，以达到对整体财政的优化等。

    但人言可畏，张居正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公开赞许这位变法前辈，免得引火烧身。甚至在原本历史位面上，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变法时。便绝口不提变法，只说是“恢复祖宗旧法”，乃至于有人把他比作王安石时，张居正大为忌讳，恼羞成怒。

    谁知今日严鸿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居然口中赞许王安石，这让张居正不禁心中暗生惺惺相惜之感。但他一震之后，旋即面色如常，不动声色问道：“纯臣，你说王荆公才略盖世。又是为了大宋朝廷与百姓变法，那么为何他的变法却落得怨声载道。还为后世青史所诟病呢？”

    严鸿做惯推销员，察言观色的能耐自然在水准之上，张居正神色一变的瞬间，却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对王安石变法始末，实在不是很清楚，但就拿出前世考试做策论的能耐，所有的政务问题，无非是那么几条，当即侃侃而谈道：

    “学生读书少，不懂什么道理。不过想来，王荆公的变法，意思虽然好，多半犯了几个错误。一是把他在宁波治理的经验，直接推广到全国，却未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形不同，不能一概套用；二是他制定了好的办法，但下面的人未必理解，推行的时候，中间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；三是变法，必然触动一部分当权者的利益，王荆公一厢情愿，恐怕未必能协调好这些人的利害，又没有事先准备好对付这些人的办法，所以遭到了阻力。而对老百姓而言，改革多数也是有利有弊，有的地方能得到好处，有的地方就要吃亏，而老百姓对吃亏总是更容易敏感，王荆公不曾做好宣传，不曾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好处，那么有可能上下都反对他。此外还有班子问题，变法是一项大事，必须有强力的部属。这些人未必都要是大公无私的圣人，但至少王荆公应该控制得住他们，才能让他们大部分气力用在推行变法上而不是谋取私利上。这一点，王荆公做的恐怕也不够好。最后还有一条，后世说王荆公变法不好，未必他就真的不好。这帮子文人，有几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？横竖不过是变法坏了他们的利益，于是就勾结起来给王荆公泼脏水的，怕也大有人在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王荆公变法就一定白璧无瑕，但肯定也没有那帮人说的这样不堪。先生您也说了，王荆公在宁波做的就不错，至少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的。一个变法能有部分措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，却被后世骂得一无是处，这本身就说明这骂人的有问题。”

    张居正听严鸿这般说，心中又是一震。此子见识，果真非同寻常！他赶紧又加上一句：